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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11-26

千古一人——王阳明

前言

研究王阳明,或记事,或论言,其弊乃记事沦为《年谱》、《行状》翻版,论言赘于《语录》复述;大弊乃将阳明肢解成条条块块,断章取义,进行标签化的解读,让人在笼统抽象的概念中云里雾里。这就是时至今天,阳明其人其学仍不能为大众了解的真正原因。

本书述阳明之人,按其性格逻辑层层展开,一山过后又见一山;论阳明之学,抛开西方哲学的分类模式和我国特殊时期的政治概念,直接作中国哲学传统式的理解和表达,重在交代一个可追随的阳明,重在强调阳明其人其学对社会、对大众的积极指导意义。

本书将阳明生活经历与学术经历结合起来考察,广泛引用他人研究成果,使每一个观点都结结实实。

本书独到之处有三:其一,像王阳明这样成功的历史人物,当时就有许多附会之说,以后更有被神化之处,作者甄别这些附会之说和虚衍之词,将其归之于有记载的传说;其二,作者注重在明代中后期历史社会的大环境中,考察刘瑾事变对王阳明生活和思想造成的影响,通过研究王阳明与周边人物的关系,确定内阁大学士焦芳是王学形成的关键人物,从而发现了王学乃官员培训教材的立言宗旨,为王学向来不被人理解之处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撑;其三,课题重在探讨阳明学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,而不仅是哲学意义。

本书贡献之处有四:其一,客观评价了王阳明的平乱功过;其二,提出了王家正德初由于政治原因从余姚迁居山阴的新观点;其三,新解“心中贼”为官员的“心中贼”;其四,发现阳明之名与阳明洞隐居无关。这些都是王阳明研究中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。

本书既有学理的发挥,又有新材料的发现,行内人看有深度,行外人看有意思。

王学属处世哲学,尤其对默默奋斗但身处逆境甚至绝望时刻的人来说,的确很管用。当下此刻,这本书总有一句能说到你心里。

本书封面“阳明境界”取自颜真卿《颜氏家庙碑》笔意,封底“我心光明”取自《王阳明法书集》笔意。

尧舜相禅,全在事功;孔孟无事功,为千秋大憾。今阳明事功,则直是三代以后,数千百年一人。即令无学,亦既在孝弟忠信、正谊明道、志士仁人之上;而学复如是,虽使亲入圣门,亦应不出由(仲由,即子路)赐(端木赐,即子贡)下。

——毛奇龄《王文成传本》

阳明不仅是一个大哲学家,而且还是大文学家,大教育家,大军事家,大政治家。他的文学天才,教育主张,军事学识,政治才能,在在均能与他的哲学相媲美。别人纵博而不能专精,他却是愈博愈专愈精,他所以能超越前人之处即在此。

——王勉三《王阳明生活·导言》

王阳明奏设和平县

进攻三氵利山贼战事结束,经实地踏勘后,阳明在正德十三年(1518年)五月初一上疏朝廷,说三氵利“实系山林深险之所,盗贼屯聚之乡;当四县交界之隙,乃三省闰余之地;是以政教不及,人迹罕到。……据而守之,真足以控诸贼之往来,杜奸宄之潜匿;弃而不守,断为狐鼠之窟穴,终萃逋逃之渊薮”。请“于和平地方设建县治,以控制瑶洞;兴起学校,以移风易俗”。他打比方说:“盗贼之患,譬如病人,兴师征剿者,针药攻治之方;建县抚辑者,饮食调养之道。徒恃针药之攻治,而无饮食以调养之,岂徒病不旋踵,将元气遏绝,症患愈深;后虽扁鹊、仓公,无所施其术矣。”(《添设和平县治疏》,《全集》卷十一)不到四个月,朝廷批文下来了,最后割龙川县和平都、仁义都并广三里,及河源县惠化都,在原广东龙川县和平峒羊子埔增设和平县治,将和平巡检司移至氵利头,以扼要害。

之前两次战役结束后,王阳明也分别奏设了今福建平和县和江西崇义县。平和、崇义、和平三县之设,加强了明朝廷对福建、广东、江西、湖广四省接壤地区的管理。

许多不明就里的人,以为平和、崇义、和平三县之名,都是王阳明所拟,实际上儒家文化早已大彰于神州,三县之名都是本地原来就有的小地名,或是“因地名县”(《立崇义县治疏》),或是“以地名县”(《添设和平县治疏》)。平和县在阳明上疏时原名清平县。三县之名确都彰显儒家思想,阳明之功终不脱代圣人立言。

王阳明生平大略

王阳明,名守仁,字伯安,自号阳明、阳明子、阳明山人,学者称其阳明先生。成化八年(1472年)九月三十生于浙江余姚,正德初因刘瑾、焦芳迫害余姚人,随父迁家至山阴(今绍兴),嘉靖七年十一月廿九(1529年1月9日)卒于江西南安(今大余县),谥文成。

王阳明自幼聪慧过人,从小受到良好教育,五岁时即能吟咏祖父读过的诗文,家人甚惊讶,他说祖父读书时,听着就默记在心了。父亲王华考中成化十七年(1481年)状元,任职京师,第二年,十一岁的王阳明随祖父进京,过镇江,游金山寺,在众人宴请祖父的酒席上,即情赋诗《金山寺》、《蔽月山房》。诗意清新,寓含哲理,在座无不鼓掌惊叹。

阳明进京后就留在父亲身边读书,十七岁回余姚,即赴江西南昌完婚。一年半后,偕夫人归姚,途经广信(今上饶),向著名理学家娄谅请教学问,接触理学。

弘治五年(1492年)八月,乡试中举,弘治六年、九年两次会试不中,但每次都没把落第放在心上,而是在余姚与友人结诗社,热衷诗文。弘治十年(1497年)寓京师,时北方异族不断侵犯,他转而学习兵法,各种兵家秘籍莫不精究。

弘治十二年(1499年)春考中进士,观政工部,督造威宁伯王越墓。这年因为出现彗星,皇上下诏求言,疏陈边务八事,言极剀切。十三年转刑部主事,十四年审案江北,事竣游九华。

弘治十五年(1502年),因肺疾告假归姚,到阳明洞行道家养病健身之导引术,久之,悟得此是“簸弄精神”而不是“道”(《年谱一》);也曾思遁入山门,又终因难舍祖孙父子亲情而作罢。次年,移居杭州养病,复思用世,但仍往来于净慈寺、虎跑寺,与寺僧谈释论佛,研讨佛理。经过对佛道理论的多年探索和亲身感受,是年逐渐觉悟到超脱尘世的佛道学说不合情理,对社会人生有害。

弘治十七年(1504年)秋,主考山东乡试,回京后任兵部主事。次年,感于一意科举的学子只知溺于辞章记诵,倡言身心之学,“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”(《年谱一》),于公事之暇开始收徒讲学;与著名学者陈献章(陈白沙)的弟子湛若水结交,共以昌明圣贤之学为事业。

弘治十八年(1505年)五月,孝宗死,年仅十五岁的武宗即位。宦官刘瑾引诱武宗玩乐受宠,专权害政,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,大批忠臣直臣被捕被杀。正德元年(1506年)末,为救援被刘瑾矫旨逮捕的南京科道官戴铣等21人,上疏指出科道官的职责是评议时事、提出意见,不该因言事而被杖责下狱,触犯了权倾一时的刘瑾,被下诏狱,杖四十,贬任掌管驿站车马迎送的贵州龙场驿?穴今修文县?雪驿丞。正德三年(1508年)春到达谪所。

龙场地处万山丛棘之中,瘴疠蛊毒弥漫,环境险恶,少数民族杂居,语言不通。初到驿站,只能择一山洞口搭草舍栖身。面对险恶穷荒之境,王阳明泰然处之,反倒潜心追问:“圣人处此,更有何道?”(《年谱一》)基于深厚的学术造诣,他终于悟出了世间一切事物之理,悉具于心中的“心即理”说,这就是所谓的“龙场悟道”。针对当时上至位列朝班的重臣,下至各地朝廷命官,普遍严重存在知行脱节、言行相背,及程朱理学主张知先行后遂使知行分离等弊端,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说。由于他万事和善处之,当地少数民族日来亲狎,见其居处幽暗阴湿,就在龙冈山上盖了几间房屋,供他居住会友。王阳明就用这几间陋室,创立了龙冈书院,授徒讲学,荒僻之地从此得以教化启蒙。这引起了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关注,正德四年,被特聘为贵阳(时称程蕃府)文明书院主讲。

正德四年(1509年)末,王阳明的龙场驿丞以满三年奏计,升江西庐陵?穴今吉安?雪知县,五年三月到任,不几月而政清民乐。八月,刘瑾罪行暴露被处死,王阳明十一月进京朝觐,十二月升刑部主事。正德七年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(管理马政)。十月,到安徽滁州赴任,因地僻官闲,讲学活动始盛。正德九年(1514年)四月升南京鸿胪寺卿,五月至南京。

正德十年(1515年),赣、闽、粤、湘四省之界千里皆乱,次年,任左佥都御史,巡抚南、赣、汀、漳等处军务。正德十二年(1517年)正月到赣州,改变以往分省调兵的方法,注重训练当地民兵,仅用约一年半时间,通过三大战役,便平定了为患几十年的民乱。为长治久安起见,每次平乱战役结束后,他都立即上报朝廷,分别设立了平和县(福建)、崇义县(江西)、和平县(广东),促进了该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,及长期稳定。正德十三年(1518年)六月,升右副都御史。

正德十四年(1519年)六月,奉命赴福建查办兵变,途中闻知封在南昌的皇室宁王朱宸濠反叛,冒着搞不好会被灭门的风险,发军檄至各地会兵征讨,在鄱阳湖将宸濠活捉,为国家立下大功。但功高遭忌,受到百般非难,于是揭示出“从百死千难”中得来的“致良知”学说。

正德十六年(1521年)三月,武宗死,无嗣,立从弟朱厚熜为帝,是为世宗。新皇帝召王阳明入京任用,为宰辅杨廷和所阻。新朝廷追录平叛之功,升为南京兵部尚书,不赴,告假省亲。后封“新建伯”,赐建“新建伯府第”。嘉靖元年(1522年)二月,父王华死,居家守制。三年期满,仍为权臣所阻,未被起用,家居达六年之久。其间,讲学绍兴、余姚两地,门徒大盛。

嘉靖六年(1527年),朝廷不得不又用王阳明平定广西思田地区少数民族土官动乱,奉命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军务出征。临行前,明确提出“无善无恶”的人性论,作为自己思想的宗旨。九月出发,十一月到广西,用招抚的办法,于次年二月平定了思田之乱。七月,又用计扫除了断藤峡与八寨匪巢。因早就疾病缠身,再加军务劳苦、气候不适,至十月,咳喘不停,水泻不止。上疏请辞,荐人代理,同时踏上归途。行至江西南安府大庾县(今大余县)青龙铺码头,病情恶化,闭目而逝。其一生事迹,列《明史》卷一百九十五·列传第八十三。

王阳明杀池仲容的七个理由

王阳明诱杀池仲容,遭人诟病最多,我们可从《氵利头捷音疏》(《全集》卷十一),看池大胡子必杀的七个理由:

一、恃强蛮,不听告谕。正德十二年五月,王阳明进兵横水之前,恐氵利贼乘虚出扰,乃自为告谕(即《告谕氵利头巢贼》),具述福祸利害,使人往谕,赐以银布,各寨酋长皆愿出投,惟池仲容独愤然谓其众曰:“我等做贼已非一年,官府来招亦非一次,此亦何足为凭!”

二、耍花招,投降心不诚。十月十二,王阳明已破横水,池仲容闻知始惧,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余徒,佯为援兵,实为窥探虚实,且计日后乘间内应。

三、民愤极大,民怨沸腾。王阳明召集临县被害者军门计事,皆反映池仲容狡诈凶悍,非比他贼,其出劫行剽,皆有深谋,人不能测。

四、自知罪大恶极,国法难容,故其所以捍拒之备,亦极险谲。近年来,奸谋愈熟,恶焰益炽,官府无可奈何,是以益无忌惮。

五、为战备,说明其终不能化。十一月,桶冈破,阳明侦知池仲容为战守备,准备迎击官军。十二月十五,有人报告池仲容今已点集兵众,号召远近各巢贼首,官兵一至,即同时并举。

六、怀割据之志,僭号设官。池仲容自号金龙霸王,各巢贼首也都授以总兵、都督等伪官。氵利头诸贼,虽亦剽劫掳掠是资,而实怀僭拟割据之志。

七、个人势力太强大。池仲容、池仲安等,皆力搏猛虎,捷兢飞猱;凶恶之名久已著闻,四方贼党素所向服;是以负固恃顽,屡征益炽。

按当时标准,池仲容绝不可留,所以王阳明就把他杀了。

官有清浊,民有顺刁,阳明镇压的那些山贼洞匪,既不会像当时正史上说的那么坏,也不会像后来的正史说的那么好,他们有有道理的地方,也有耍蛮、暴虐不仁、欺压良民、为非作歹的地方。我们无须为朝廷辩护,也无须用美化农民起义的调子来赞赏土匪,阳明只是个坚信剿匪是天经地义的士大夫。(参见周月亮《王阳明大传》第九回)“他是个儒家,而非兵法家。这再次证明了荀子主张用通经达义的君子当官的设计是正确的,他们既能做好眼前的工作又能考虑到长远的效益。”(周月亮《王阳明内圣外王的九九方略》,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年版,第275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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